红军东征作为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为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1936年红军东征曾两入汾阳，在不到5天时间里，红军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大力宣传抗日，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以实际行动教育、鼓舞群众，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本期微汾阳，让我们一起了解红军在汾阳的点点滴滴……

严守军纪

汾阳地处交通要道，是晋西经济文化中心，阎锡山统治非常严密。他一听说红军要东渡黄河入晋，唯恐动摇了其统治地位。为此，他百般阻挠，除采取种种军事行动之外，还变本加厉地大肆进行反动宣传，编出什么“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穷富皆难逃”等反动歌谣。汾阳老百姓受阎锡山统治已久，并未真正见过红军，所以，一提起红军，大有谈虎色变之惧。毛泽东在红军东渡进入石楼地界后，就指示总部人员：“这里(指山西)是阎锡山统治几十年的‘白地’，群众受敌人的反动宣传，可能暂时对我们红军还不了解，一时见不到群众。你们要想办法去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两次来汾阳，都表现了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揭穿了敌人的反动宣传。

3月1日，东征红军来到汾阳南马庄。这时，村里的人们有的逃离村庄，有的紧闭院门。红军战士看见一家门虚掩着，就轻轻推开门进去。只见一位老太太神色慌张，两手直往背后躲藏。原来老太太手腕上戴着一副银手镯，生怕被红军看见夺走，吓得她急忙把手镯脱下来，趁红军不注意，塞进一个柜子里。红军战士看出了老大娘的心事，就和颜悦色地耐心向大娘解释：“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上前线打日本侵略军。”说毕，告诉她希望能借住两间窑洞。老人想这些当兵的年龄不大，态度和蔼，礼貌待人，不像人们传说的杀人如割草的军队，于是便答应红军住下来。谁料忙中出错，老人家竟忘了带走藏在柜子里的银手镯，她心里七上八下，几天之内坐卧不宁。待红军住了三天转移后，老大娘马上走进窑洞，首先打开柜子。这时，她愣住了，那副银镯子原封不动地躺在柜子里。老大娘再查看家里，一切摆设跟往常一模一样，整个屋子被扫得干干净净。

3月19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军团挥师北上，路经汾阳中上达村。这里的老百姓同样受阎锡山关于红军的反动宣传影响，不少人家逃的逃，躲的躲，平时胆小怕事的赵子谦一家连门也未顾得及上锁就逃到邻村亲戚家躲起来。一直等到傍晚，听说红军已走远，一家老小才匆匆忙忙返回家中，他们一进门， 二话不说，匆忙检查家里的所有东西。查来查去，家里的柴米油盐葱蒜醋酱坛坛罐罐一件未少，唯独存放在斗盔里的20多个糖饼不见踪影，只见斗盔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和三块银光闪闪的大洋，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路过贵地，分吃了您家的饼子若干，今留白洋3元， 敬希查收。此致敬礼。署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全家老小看完字条，惭愧至极。赵子谦老汉禁不住泪流满面。他们逢人便说：“自古以来，哪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啊!”

就在这天晚上，东征红军来到汾阳冀村镇。此时天色已晚，寒风刺骨，风里夹着一片片雪花纷纷扬扬地飘着。镇上的人们早已都关门闭户。红军战士推了推祁云之家的铺门，见门已关，他们生怕惊动了老百姓，便再未敲门。其实，老百姓们并没有睡，他们从门缝里瞧见一个个年龄十七八、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身穿单薄的灰军装，互相依偎着露宿街头，并不像阎锡山宣传的那样吓人，更不像阎军那样凶恶野蛮，群众见此情景，倒觉得这些“红小鬼”十分可怜。于是， 他们有的开门让红军进屋暖和身子，有的拿出自己家的吃食来给红军充饥。在一家杂货铺当小伙计的郝培富不管东家同不同意，拿出点心硬往红军怀里塞。可是，红军战士们一一婉言谢绝：“我们军队有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西”。

红军战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良好作风博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阎锡山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

奇袭顽敌

红军东渡黄河后，阎锡山层层设防，妄图阻止抗日红军继续东进。阎军七十二师独二旅在中阳县关上村惨败，使驻守汾阳的阎军七十一师师长杨耀芳闻风丧胆，唯恐红军捣毁其老巢。他听说红军已进入汾阳南、北马庄，慌忙于3月2日派出一个骑兵连进驻三泉镇，试图稳定汾阳县城的局势，阻止红军进入汾阳。这个骑兵连共30人，全部驻扎在三泉镇河滩南面的车马店。

与此同时，东征红军经南马庄、北马庄、员庄也来到了三泉镇，驻扎在车马店东南坡上的八家庄。这个村庄仅住着几户贫苦人家，人少心齐。特别是韩生红、韩生义、韩生礼弟兄三人，平时以讨饭和当吹鼓手为生，他们血气方刚，见义勇为，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老三韩生礼自告奋勇，欣然为红军带路侦察，掌握敌人骑兵连驻地的位置、地形、周围环境等情况。红军按照他的指点，又派侦察员作了进一步的侦察。

就在当天下午日落前夕，由一名红军指挥员带领几名“红小鬼”，仅凭一支手枪，几把砍刀，乘敌人不备闪电般窜到敌人驻地，先按倒哨兵，缴了他的枪，随即在车马店门口对空鸣枪，战士们齐声喊着：“缴枪不杀!” 提枪挥刀冲杀进店内。随着枪响，预先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战士从车马店的后墙上、窑顶上跃进院内，“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部分战士在院里持枪瞄准店窗口，一部分战士冲进窑洞收缴了敌人的武器。就这样，一个连的阎军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做了俘虏。红军战士对他们讲明红军的俘虏政策之后，除敌军连长死心塌地，不愿跟随红军之外，其余29名俘虏都表示愿意跟红军打日本侵略者。

3月19日，红军十五军团在孝义兑九峪战斗后，从孝义南川头进入汾阳北川头，一路沿东大王、上达村、韩家桥、辛盖进人演武镇。这时，驻守汾阳城的阎军一部步、骑、炮兵在飞机掩护下直扑演武镇，对红军进行疯狂阻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指战员对阎军奋起反击，最终把敌人击溃。红军战士英勇善战、顽强杀敌的事迹，一直在群众中传为佳话。

广筹资金

1936年，红军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就又开始了东渡黄河，远征抗日。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和东征途中的长途跋涉，红军战士本来就够疲劳，再加沿途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军队及地主武装采取围、追、堵、截等办法，不断破坏捣乱，给红军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当红军东征进入汾阳境内的时候，适逢早春二月，边山一带仍然是白雪茫茫，寒风凛冽，而红军战士却身穿单薄而破旧的衣服，脚踏因长途跋涉而破烂不堪的草鞋，身背着所剩无几的干粮——炒黑豆。 红军战士吃、穿、行都成问题。而当地群众由于受阎锡山反动宣传的影响，对红军缺乏了解，存有恐惧和戒备心理，不敢与红军接触。有的村庄甚至把堡墙四门用土袋堵死，不让红军进村。鉴于这种情况，红军战士耐心说服教育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深入到街头巷尾，挨门挨户主动和群众接近，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和他们拉家常，说话客气，态度和蔼。最主要的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石灰水在墙上刷写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阎锡山的罪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随着群众误解的渐渐消除，红军开始发动群众筹募抗日经费。红军进驻三泉镇的第二天，正是三泉镇逢集的日子(阴历二月初十)。这天，方圆几里的人们大部分来赶集。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三泉镇河神庙内公演文艺节目，以吸引赶集群众。接着，召开群众大会，部队首长在会上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动员群众募捐。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在红军的感召下，群众纷纷捐赠财物，开明士绅主动交纳捐款360元。还有三泉镇的一个过路医生捐献了一箱适合行军使用的药物和一个治疗外伤的偏方。

捐赠中，对于一些积极主动捐款者，红军给留下白布条加盖红军印章制成的收据；对于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老财，红军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给他们家家派了捐。

狠打土豪

红军东征路经汾阳途中，走一处就给一处的老百姓留下好印象。他们在所经村庄到处书写、张贴标语：“红军是人民的队伍”“红军是为救人民而来”“打倒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组织起来，与地主老财、土豪劣绅作斗争。南马庄杜善承是个老奸巨猾的老财，为逃避交纳捐款，悄悄溜走。红军就发动群众把他家的粮食、衣物一律没收，分给穷苦农民，将其一瓮麻油筹作了军需物资。红军在路经中上达、大会头等村时，还召开村民大会。会上，号召穷苦大众团结起来，争取解放，争取自由，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同时，红军战士把在中上达村公所办公室搜出的许多地契堆放在院内，点着火烧为灰烬。红军指战员当场宣布：土地还家，天经地义，今后打下粮食再不用交村公所和地主了。

类似这样的大会，红军在三泉镇的张家堡、赵家堡等村也分别召开过，会上揪出了村里的几个老财， 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斗争，并将他们通过剥削得来的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农民。

遍播火种

红军战士为群众谋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感染了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一时间，汾阳大街小巷，人们赞声不绝，村村寨寨奔走相告，阎锡山恶意宣传的“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的谎言被彻底粉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抗日的军队”渐渐深入人心。

为了进一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同心同德一致对敌，红军把发展党员、建立红色政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他们在短短几天内，在北马庄和北小堡发展了几名党员，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红军在来到南马庄的第二天召开了村民大会。会上，在反复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南马庄“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许咸红、苏年长、张克忠等五人。南马庄抗日救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汾阳历史上第一个村革命组织的产生，它确实是星星之火，是红军东征在汾阳播撒的一颗红色革命火种。

红军走了，尽管他们在汾阳仅仅待了短短的几天，但是，红军战士那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那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那团结一致、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给汾阳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给汾阳人民以后对敌斗争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播撒的革命火种，在阎锡山严密统治的“白地”生根、发芽、结果。红军走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12月，南马庄就建立了汾阳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南马庄党支部，为汾阳县级党组织的重新建立奠定了基础。汾阳东南部的中上达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加八路军的有四五十人。当时，中上达村曾享有“小延安”的赞誉。

 

 

                                    摘自吕梁日报2019年7月25日第八版